重要的是我们得提醒自己，这种自由化趋势的成长一直处在教会保护之下，同样，它的产生也是在教会巩固自身权威的那个时期。有的时候，某些自由尺度的提出使教会在宗教力量与世俗力量的斗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有的时候，民众的运动得到世俗力量的保护，但却是出于完全相反的原因；但几乎在每个事例中，它都表现为普通人逐渐地有所收获。
在哲学方面，教会最早只能和希腊主义站在一起，而这种希腊主义是以一种极端的柏拉图主义为代表的。希腊教父中有许多人在加入基督教之前得到过充分的柏拉图主义的训练。这种柏拉图主义已经在犹太教的影响下发生转变，所以早期的基督徒社团已经做好准备，从犹太人斐洛那里或前或后地接受一种三位一体的哲学和神学。不可能还有更恰当的神学表达工具了，也没有人能够更好地把已有观点与新观点结合起来。
就这样，早期教会建立在柏拉图主义的基础上——更不必说是新柏拉图主义的了。这样的基础只能用来赞扬权威的教义。一切可见事物在它看来只是不可见事物的影像，最高的理念才是绝对的实体。其他一切较小的事物都汇聚到这个最真实的理念中来，除了它以外，其他事物都是影像和短命的蜉蝣。由此产生这样一种观念，来自上帝的教会代表着最根本的实体，是一切权威的接受者和基础。就是这种神学赋予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的梦想以实质，他在毁灭了的罗马帝国的废墟上添加了一个梦想，这就是永恒的教会帝国。这种观念是东方式的地理观念的遗迹，是对民主制的完全不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