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对救国会一事最初是力图诱导。他曾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一个月后，即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后，专门邀请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3人去南京面谈，一面说明政府决心抗日的立场，一面要求救国会服从国民党的领导。但这次谈话未能使救国会的活动纳入国民党所要求的轨道，沈钧儒等甚至公开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等文章，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互通声气，并且公开声援上海日商纱厂罢工，使国民党当局高度紧张。因此，当上海公安局拘押“七君子”后，蒋介石亦明确认为处置适当。
但是，随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剿共”战争停止、国共两党开始具体商谈妥协事宜，国民党内对救亡运动的态度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严重分歧。1937年2月15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张人杰、李煜瀛、孙科等14人联名向大会提出《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之提案》，提出：“近半年来迭次接中国共产党致我党中央委员会书函通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足证团结御侮已成为国人一致之要求。最近西安事变，尤足证实此点。虽与本党向处敌对地位之中国共产党亦愿停止危害本党政权之企图，拥护统一抗日，我党更应乘此机会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杨虎城、于学忠亦提出改组政府、收容各党各派人才负责救国和停止内战、释放上海被捕爱国志士等主张，孙科、冯玉祥等还提出《请特赦政治犯案》《促进救国大计案》，李宗仁、白崇禧等则提出《保障民众爱国言论解放民众爱国运动扩大救国力量案》，潘公展、张继等亦提出《请确定巩固和平统一之实施步骤案》等。所有这些主张和方案，几乎都一致地提出了开放言论、团结救亡力量的思想，足见西安事变后，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同情抗日救亡运动，在国民党内也已形成一股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