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另一个基本的观点：如果我们问，凭什么自身说自己受到了尊重，回答应是，受到尊重在原则上并不是由于他的某些实现，而是在根本上出于他的能力。关于能力的真正意义，有必要看一看梅洛-庞蒂（Merleau-Ponty）的“我能”，并从物理方面到伦理方面来理解它。我是这样的一种存在，他能评价他的行为，视某些行为的目的是好的，能够自尊，自己认为自己是好的。“我能”的话语必定是一种针对我的话语。其中的重点是动词，是能一为，在伦理的意义上对应这一能—为的就是能够—判断。所以问题在于弄清楚，他人的这一中介是不是包含在现实化能力的轨道上了。
此问题与任何修辞无关。一如泰勒所看到的，这是政治理论的要害所在。某些研究自然权利的哲学设定了这样一种完全主体，此一主体在进入社会前就具有各种权利。这样，这一主体对公众生活的参与在原则上便是偶然的和可以免除的，个体——在此假设的意义上应称为人格——须从国家那里得到在他之外建立之权利的保障，而又不使他感到这是一种内在的义务，必须参加为社会的完美而制定的规章制度。先于所有社会联系而建立的这一权利主体是无法驳倒的，除非我们斩断此主体的根。在它的根上，他人作为能力与现实化的中介作用被错过了。